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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主貨號] U100601365

[ISBN-13碼] 9789571323855

[ISBN] 9571323853

[作者] 龍應台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0-10-15

[內容簡介] (本項為出版商制式文字, 不論下文註明有無附件, 仍以本拍賣商品標題為準, 標題未註明有附件者一律均無) 龍應台的《野火集》造成風潮，一把火延燒到解嚴，而其勢甚至不可停遏。1986年6月，龍應台等不到蔣經國的死亡，等不到台灣群起打破黨國體制，就舉家遷到瑞士。告別了她的故土。對龍應台而言，她錯失了台灣四、五十年來最大的變局，也錯失了做為一個批砰者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時機。然而，她投身進入景深更廣的世界變局之中。離台之後成為《中國時報》駐外記者的一員，從而進入到新聞的第一線力，使她的評論增添了記者報導的色彩。她目睹了歐洲的變化，親歷東西德的合併，更深入蘇俄，探訪中國大陸……。《看世紀末向你走來》的另一個向度，當然是21世紀迎面而至。龍應台提出的問題不但是質疑世紀末，也詰問了21世紀。●野火燒到世紀末（序）「我堅信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回到祖國。」一九七四即流亡美國的俄國異議作家索忍尼辛，接受法國電視二台談書的「猛浪譚」訪問時，在節目尾聲說了這麼一句警語。主持人畢弗事後回憶，他說自己當時的反應是：「欽佩，但一個字也不信。」確實，沒有人相信共產集團旦夕之間會土崩瓦解，沒有人相信冷戰結構有朝一日會結束，更沒有人能想像那堵橫亙在柏林二十年之久的圍牆會傾頹；當然，分隔了四十五年的東西德復歸於一，更如天方夜譚。索忍尼辛的「堅信」，難怪畢佛不信，連法國的蘇聯學專家貝森松（Alain Besonson）一九七八年接受《快訊周刊》的訪問中說，自己在知性上承認蘇共的存在永無翻轉的可能，但在道德感上，寧信索忍尼辛的「希望」。歷來的革命的發生，要嘛是無可避免，要嘛就突如其來。蘇聯解體，俄共下台，進而造成幾乎全部共產陣營的「反正」，震驚全球卻充分顯現世紀末「價值轉換」的意味。我們固然目睹了這一個劃時代的世界大事，但台灣也處在世紀末之中，面臨了世紀交替的關鍵時刻，也可以說在政治上經歷了一場「不流血革命」的政權轉移。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去世，統治台灣達四十多年的蔣氏政權正式告終。接下來國民黨內部引發了達五年之久的權力接班鬥爭。台灣巨大而顯著的結構性轉變，固然可以從一九八八年蔣氏逝世開始到一九九三年二月底軍事強人郝柏村被逼迫交出行政院長職務結束。但是，蔣氏政權的鬆動以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式微，早就有或顯或隱的跡象。當然，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悍然不顧戒嚴法宣佈正式成立，是一個明顯的指標，一年後的八七年七月廢除戒嚴，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到是年年底報禁解除。這一連串的解凍，確實標誌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時代即將來臨。儘管如此，過去四十多年高壓桎梏的入肉痕跡宛在，思想與言論仍然不能馬上解除，每個人心中的「小警總」還在探頭探腦的看風向；大鳴大放到毫無顧忌，要在蔣氏之後才真正風行。然而，我們再往前回顧，解嚴的那一聲春雷其實應（去聲）在龍應台《野火集》。《野火集》一九八五年三月開始在《中國時報》上以專欄的方式出現，馬上捉住了那個時代「變法」的潛伏的精神。說是「野火」，但更像爆發的「火山」，將蓄積的壓力隨著烈焰岩漿，迸發而出。因為積累之厚、內力之大，挾著龍應台敏銳的觀察、感受，以及那一枝帶著濃厚文學意味的感性之筆，一下子打入了「奚我后」的人心。讀者隨著《野火集》的嘻笑怒罵而悲喜交集。龍應台深深的扣住時代的脈絡，也深深的撥動讀者的心弦。做為編者的我，是感受最深的了。八三年我應報社之邀，從美國回到台北接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一直在思考與尋找台灣七0年代的聲音。我試過了很多作者，也與很多人談論，並且試著刊登各色各樣的文章，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可以說「眾裏尋他千百度」，直到龍應台出現，我知道：這就是了！龍應台的《野火集》造成了風潮，一把火延燒到解嚴，而其勢甚至不可停遏。一九八六年六月，龍應台等不到蔣經國的死亡，等不到台灣群起打破黨國體制，就舉家遷到瑞士。告別了給她最大掌聲的讀者，也告別了她的故土。對龍應台而言，她錯失了台灣四、五十年來最大的變局，也錯失了做為一個批評者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時機。然而，她投身進入景深更大的世界變局之中。離台之後成為《中國時報》駐外記者的一員，從而進入到新聞的第一線，使她的評論增添了記者報導的色彩。她目睹了歐洲的變化，親歷東西德的合併，更深入蘇俄，探訪中國大陸……。儘管陣地轉移，她標的對準的，仍然是台灣，仍然是台灣讀者。她敏銳的感覺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化的邅遞，進而將世界變局做為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個攻錯。於是，莫斯科、柏林、法蘭克福、北京、馬來西亞、台灣全部置於同一座標之內，龍應台要大家思考的是，冷戰結構的瓦解，全世界轉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階段的面貌、形態將是如何？「世紀末向你走來」的另一個向度，當然是二十一世紀迎面而至。龍應台提出的問題不但是質疑世紀末，也詰問了二十一世紀。讓我們共同來思考。●看世紀末向你走來（代序）一九九四年的春天，莫斯科街頭有個頭戴棉帽的人站在骯髒的殘雪中等候買香腸。東柏林一個銅像已被拆走的廣場上有個失業的人，兩手插在口袋裏，無所事事地望著商店櫥窗。法蘭克福市中心有個人踏出地鐵疾步行走。北京建外大街的人行道上有個人彎腰在地面舖上一張報紙，拉拉褲管，坐了下去。台北南京東路和敦化北路的交口有個人正穿梭著過馬路。這毫不相關的人之間，在二十世紀的盡頭，其實連繫著一個共同的經驗：他們目睹烏托邦的解體、信仰的喪失、理想的幻滅。世紀初，共產主義將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烏托邦實驗室；世紀末，實驗或者失敗或者變質，大大小小的紅色恐怖屠殺了數不清的信仰者，苟活的人在空蕩的實驗室中茫然摸索，信仰已告破產。五十塊！在河北白洋淀的荒郊野外，我體驗到破產的意義。汽車在雨後尺深的泥濘中陷住了，進退不得。於是我建議，乾脆將車鎖上，讓它在那兒留一夜，等出了太陽，路面硬了，再來取車。北京人不約而同睜大了眼睛像看外星人般的看著我，搖頭，不行，收音機會被拆掉，輪胎會被卸走，車子會面目全非。你們在說笑，我說，這裏不是紐約布朗區，這是中國離京城不遠的一個人煙稀少的鄉下，前後兩三里內只有農村，農村裏頭只有農民，中國農民——我想說，中國農民不是紐約浮動無根的各色人種，他們是有歷史傳統，有道德架構的族群社會——「對，」北京人對我的天真似乎有點兒驚訝，「就是這些中國農民會把車給解體！」沒有一個北京人相信，我能把一輛汽車留在鄉間一條荒路上過夜而不受破壞。我默默地接受他們的堅持，沒人看得出我心底的震動。七手八腳死推活拉的，總算將汽車拖出泥漿。到了一個村子裏，車子終於噗噗停了下來，拋錨了。我們需要一條一兩公尺長的繩索將車子拖回北京。飽受折磨的幼小的孩子們倦了餓了，大人們焦急地一會兒看引擎，一會兒爬進車底。看熱鬧的農民圍成一圈，指手劃腳，品頭論足。到哪去找繩子呢？北京的朋友不斷地低聲警告：把車門鎖上！注意看著你的東西！別讓孩子走開！那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是我相當陌生的東西。有個皮膚黝黑的老鄉冒了出來，「繩子我有，」他說，揚揚手中一截粗繩，「五十塊！」我看看他的臉，那是一張和黃土地一樣老實的臉。你是否能為英雄鼓掌？我不必告訴你在莫斯科宇宙大飯店裏妓女如何如何地來往穿梭，或者年經的俄羅斯作家如何嘲弄地說：「你們真奇怪，你們還用『相信』這個字眼。」我也不必再次述說，德東的人們在翻看公安部的忠誠檔案之後，如何又如何地發現自己最親密的伴侶、最信任的老師、最仰慕的作家原來是公安的祕密線民，或者他們如何從電視新聞中看見共黨領袖豪華奢侈的俱樂部——那些領袖都曾經是掌著理想大旗的熱血青年。西邊的德國人不曾經過共產主義的實驗，但他們是另一場實驗的倖存者，希特勒的烏托邦碎片還踩在腳下，不時要刺痛腳板。半個世紀以來，這一大半的德國人活得戰戰兢兢，辛苦地拒絕任何信仰的誘惑。如今共產主義實驗的分崩離析更加深了他們對烏托邦的不信任。台灣人呢？在日據時代反抗殖民政權爭取民族自決的知識分子，經過四五年對回歸祖國的幻想、四七年的二二八屠殺、五六0年代的白色恐怖，而致死寂下來。這一整代人，他們是否還有可能信任任何一個慷慨激昂，一呼百喏的個人或政權？至於隨著國民黨渡海，希冀在台灣臥薪嘗膽、實現民主烏托邦的一些人，在五六0年代之後，還能信仰什麼？雷震若活到世紀末的今日，他是否還有熱情為任何英雄鼓掌？戰後的一代，譬如我，在國民黨所建構的神話中成長。一九七五年，我在美國第一次讀到別人用別的文字對這個神話的詮釋，這個神話馬上瓦解。從此以後，至少我，不再相信神話，任何神話。在莫斯科街上那買香腸的人，在東柏林廣場上那游手好閒的人，在北京人行道上休息的和那在農村裏走著的，在法蘭克福那西裝畢挺的，在忠孝東路轉向敦化北路的台北人，還有我，程度或許不同，但我們都認識一個辭，英文叫the loss of innocence，德文叫das Verlieren der Unschuld。中文，很彆扭的，叫「天真的永遠的失去」。一旦看見了國王的新衣，他就無法再回到沒看見的狀態。二十世紀的人類眼睜睜看著種種烏托邦的興建——納粹帝國、共產世界、宗教原義主義、民族主義——每一個崇高的理想都變質墮落為滿嘴血腥的怪物。人的混沌一開竅，就不可復得。救護車對某一個神話的懷疑還不算是天真的喪失，因為一個神話可以由另一個神話取代（毛澤東取代蔣介石、列寧取代沙皇、史達林取代列寧、反對黨取代執政黨）；看清了神話形成的過程才造成混沌的絕對死亡。任何高貴的理想或真理，為了得到實現，都不得不訴諸群眾運動；為了獲得群眾，真理不得不「神話化」，而「神話化」的過程勢必包括漠視全貌性的簡化手續。不幸的是，簡化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烏托邦是一粒不含開花可能的種子，不管人以多濃的熱情灌溉。一九三0年，亞斯柏斯（Karl Jaspers）在海德堡演講，說了一句後來被人不斷引用的話：「天下沒有不可置疑之事。」卑之無甚高論，真做起來卻驚天動地。當高貴的政治理想受到懷疑時，道德的烏托邦也開始動搖。二十世紀的人走過性解放、婦女解放、家庭解放、宗教解放……，每一次解放都是一次質疑，一次反抗。二十歲的我相信所有印在紙上的聖賢教誨。三十歲的我，在懷疑政治神話的同時，發現紙上所印的和我眼見的現實有著巨大的差距，整個聖賢教誨像一場騙局。四十歲的我——有一天開車，後視鏡一輛車緊逼近來，車頭塗著鮮明的大字：「救護車」。我趕忙靠邊，車經過身邊時，我看見了車頭上的字：「救護車」。四十歲的我，明白了原來孔孟的道德架構不過是那倒寫的字，與鏡子配合作出實體的呈現；但是誰將鏡中的呈現當作宇宙實體，誰就是傻瓜。道德、宗教、烏托邦，種種高貴的理念，原來都是人類願望的投射，藉助于投射作用，鏡子裡外的世界其實是相反的。驅車經過河北省一個農村，看見所有的牆上、樹幹都塗著標語：儲蓄用水人人有責、珍惜水源、不浪費一滴水，水是最珍貴的資源……。我連這村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能肯定：這村子缺水。原來先聖先賢的道德教誨也不過是塗在牆上樹上的標語。有意思的是，村子離不開標語就好像鏡子外的實離不開鏡子裡的虛，虛實是一個觀念。人類社會的發展演變根本就是現實和理想投射相互影響、相互違背的運作結果。虛是實的一部分。曾經覺得被欺騙的我，頓時覺得釋然。不知道這是不是孔丘所說「四十而不惑」的意思？不過，他的「四十而不惑」也可能是樹幹上的標語。矛盾而危險的鐘擺即使失去了信仰的能力，人總還得在某種架構中活下去。像一個鐘擺，他懸盪在安全和自由的兩個渴望之間，安全時他要自由，自由時他要安全，而兩者不可兼得，所以他不斷地向這邊那邊掙扎搖擺；搖擺的軌跡，是為歷史。毛澤東時代、何內克時代、蘇聯帝國時代、國民黨專政時代，人們覺得安全，但他們追求自由。九0年代，毛早死了，何內克逃了，蘇聯帝國垮了，人們突然害怕起來。這新獲得的自由有一個普遍的名字，「亂」，亂的時候，人們開始企盼強有力的領導。台灣的報紙說，從前雖是強人政治，但強人至少有理想色彩，現在政治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比從前要庸俗而墮落。德國的報紙說，從前有高瞻遠矚的大政治家，現在只有平庸的政治經理，他會把檔案分門別類就算稱職，根本沒有能力在亂局中為人民指出新方向。奇怪，這種思維的內在矛盾和危險性難道不清楚嗎？矛盾，因為安全和自由是兩個絕對對立的品質，人不可能在要求自由的同時又掌握強人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危險，因為梟雄多半蛻變自英雄，對英雄的渴望是產生梟雄的溫床。世紀走向盡頭，歷史的鐘擺甩向自由那一端，甩得極高，我屏住氣，知道那個擺不會停在空中，它會往回晃，晃向另外一端，安全的那一端。自由的寶貴似乎人人知道，可是自由的脆弱並不明顯。和安全不一樣，自由除了遊戲規則的共同遵守之外，一無所有，它沒有強權的保障。建立遊戲規則很難，要破壞遊戲規則卻不費什麼力氣，譬如德國和瑞士地鐵採取的榮譽制，無人查票，人人享受自由的尊嚴，但是一旦有相當數目的人不守買票上車的規則，查票勢必得執行，榮譽和自由則蕩然無存。遊戲規則一旦破壞，強人的機會就來了。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吶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只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麼不好，只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我是誰？可是，建立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稱它為社會共識吧，本身就是個龐大複雜的工程。德國的一位歷史學者史都默（M. Sturmer）寫過，一個沒有共識的多元國家遲早要走向內戰，而可以發揮凝聚力的共識，除了宗教之外就是國家認同。歷史研究和詮釋提供一個團體它所能接受的自我形象，作為國家認同的基礎。歷史學者的難處即在於，當他盡他的政治義務——促成國家認同——的時候，他不能夠損害他的學術責任，那就是「解構神話」的工作。在促成國家認同和解構神話之間求取平衡，史都默說，是史學家一個重大的任務。二十世紀初期當帝國主義崩潰時，紛紛獨立的殖民小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透過歷史的改寫來建立國家認同，把「我是誰」的詮釋權從殖民者手中奪回。在殖民者的視野角度裏，不管是「阿拉伯的勞倫斯」或是「蘇絲黃的世界」，白人都是面貌清楚，個性分明的個人英雄，阿拉伯人和中國人都是背景——面孔模糊的螻蟻大眾。改寫歷史不過是換個焦距，讓背景成為焦點所在，認清自己的面貌。台灣這個殖民地的歷史重釋，由於國民黨的到來，往後延了四十年才發生。解嚴之後，認識「我是誰」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正是史都默（還有談東方主義的薩伊德）所描述的建立國家認同的一個必要過程。書店裏觸目皆是感情澎湃的文字：悲憤、悲情、悲歌、悲哀、憤怒、出賣……被壓抑了四十年，不，應該從一八九四年算起，被壓抑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感情終於得到釋放，被殘酷的歷史活埋的人終於再見陽光……可是，怎麼出土的全是英雄？怎麼殖民史變成抗暴史？怎麼連皇民文學都變成抗議文學？治史的人在熱情地建立國家認同，盡他們政治義務的同時，是否忘了史都默所說的作為史家更根本、更重要的責任——逼視歷史、解構神話的責任？如果政治激情使人忘卻對歷史的不可妥協的誠實，唉，這個世紀的許多路是白走了。你看那滾石就要法文的世紀末（Fin de siecle）其實與時間沒什麼太大關係，指的是十九世紀末盛行的一種美學風格。把世紀末當時間觀念，當然是荒誕的，「世紀」已是假設，「末」則更屬虛妄。德國人比較實際，「世紀末」在德文常說是「世紀轉」（Jahrhundertwende），「末」就是「轉」，活脫脫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哲學理解。世紀或許無所謂「末」，時代卻有它結束的時候。眼看著帝國崩潰、圍牆倒塌、主義破碎、神話解體，我深刻體驗到一個烏托邦時代的結束。福山大膽地宣稱這是歷史的終結，而他語音未落，歐洲戰火已燒上天空，顯然歷史無所謂終結，只有轉折；但歷史是前進的或是循環的，我不知道。南斯拉夫和中亞各邦為種族、宗教而彼此屠殺，這個轉折似乎回到原始的嗜血時代。數代之後，難免又有新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驗過我們的信仰的死亡）以滿腔熱情試圖建立新的烏托邦……你不能不想起西西弗斯那傢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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